「李泽楷」王思聪vs李泽楷：一个起点，两条岔路
如果翻开90年代的香港报纸，你会发现李泽楷就是那个年代的王思聪。
李泽楷比王思聪大22岁，90年代正是脱离首富老爸“另起炉灶”的阶段，自然备受媒体关注：商业杂志的封面，是首富儿子搞创业的新闻；娱乐小报的头条，是首富儿子换女友的偷拍；而坊间八卦的焦点，则是首富儿子什么时候创业失败回去继承千亿家产的揣测。
再加上两人的父亲都是靠地产起家、都是叛逆十足个性张扬、都是从小在海外接受精英教育、都是在互联网科技等领域折腾，甚至连从老爸那里拿的启动资金都是一模一样：5个亿，因此光从这些表面参数来看，豪不夸张地说：李泽楷是香港的王思聪，王思聪是大陆的李泽楷。
但两人的创业故事，相同点仅限于表面，本质上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：他们一个在降维，一个在升维。
李泽楷创业，无论是早期搞星空卫视的试水，还是后面发家的电信盈科和数码港，其实都是在父亲的羽翼庇护之下发展，兜兜转转没离开地产圈；而王思聪尽管背靠万达的文娱产业，但做的直播和电竞都是互联网巨头扎堆的领域，势单力薄，老爸其实帮不太大的忙。
在创业遇到困难时，两者的区别更大。不管是李泽楷早期在东京买地遇到亚洲金融风暴，还是后来电讯盈科泡沫破裂欠债百亿美元，李嘉诚总是迅速出手；而王思聪却恰恰相反，无论是万达集团还是王健林本人，这次风波中完全置身事外，一点儿出手的迹象都没有。
对万达来说，王思聪负债的1.5亿并不是一个大数目，要知道万达光是在贵州丹寨扶贫就投了21亿，还每年给贫困户发5000万，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全国脱贫攻坚奖。因此有人戏称：万达和王健林没有出手帮王思聪，可能更多还是想打破“二代亏钱，一代埋单”的刚性兑付。
同样的起点，不同的岔路。你能看到的，是两个二代的不同遭遇，你看不到的，是两个家族在不同语境下的选择，它们有主动，也有被动。
01. 首富之子
2004年的一个晚上，漫游字幕组收到了一条求职帖，上面有段求职人的自我介绍：参加过英国和法国字幕组的制作，宽带和机器条件好，16岁，上网时间充足。末了还加了一句：我是王健林的儿子。
那一年，王健林虽然还不是首富，但万达广场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城市落地了，中国房地产的黄金十年才刚刚开启。从5岁起就被王健林送出国读寄宿小学和寄宿中学的王思聪，还特意给他爹打电话[4]：爸，听说我们家好像很有钱？王健林既得意又无奈：这都被你发现了。
后来王思聪顺利加入了字幕组，顺便让漫游成为国内人均财产最多的字幕组。他的外语水平确实好，英语雅思满分。而长年在国外读寄宿学校，让他在学习之余只能上网逛论坛、打游戏、做翻译，这也疏远了他跟父亲的关系，在一次节目中他坦承：我跟父亲不太熟。
王思聪跟王健林的关系不太熟，李泽楷跟李嘉诚的关系不太好。
1981年，15岁的李泽楷跟哥哥李泽钜一同前往美国读中学。在大学选专业时，李泽楷不理会父亲让他去读法律或商科的建议，坚持己见选择去读计算机。而且为了不用李嘉诚给的生活费，李泽楷在课余时间还经常自己一个人跑去麦当劳卖汉堡、在高尔夫球场做球童。
到了1987年，还剩半年就毕业的李泽楷选择辍学去上班，并从李家的花园别墅搬走。他在办公室墙上挂李光耀的照片[1]，称李光耀是他最崇拜的人，而李光耀曾批评过李嘉诚[2]：“李嘉诚有什么畅销全球的产品么？没有，他只是收购地产、港口、零售业、通信公司。”
相比之下，王思聪的叛逆期来得晚一些，读完大学回国，才开始在微博上怼天怼地。2011年，王健林宣布万达回归中国足坛，3年拿出5个亿，赞助中国球员赴欧洲留学，并为国足聘请世界级主教练提供资金。王思聪发了条微博：现在搞足球的都是二逼，踢足球的都是傻逼。
还是2011年，当时李开复出了本新书《微博：改变一切》，书的封面印着李开复的大头照。王思聪又发了条微博：“我一直鄙视书封面有作者大头贴的，还要不要脸了？”没想到的是，几年后王健林也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万达哲学》，封面上都印着王健林的大头照。
王健林对儿子也没办法，在接受采访时说[3]，“我说什么话他不听，不服我，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，英语也不会讲，啥啥也不懂。”
其实这种叛逆的性格，其他富二代身上大部分也有，但当他们真的步入成年时，大部分二代都会收起棱角，谨言慎行，小心翼翼地处理跟父亲的关系，担心父亲迟迟不愿意交班，更担心父亲会突然把外面野生的“兄弟姐妹”领回家，接班权旁落他人，落得一场空。
而王思聪和李泽楷跟其他二代不一样的地方，在于他们在登上商业舞台后，仍然保持了这种叛逆。
02. 另起炉灶
李泽楷第一次经营企业，是在1991年：和黄投资4亿美元，成立星空卫视Star TV，李嘉诚出任主席，李泽楷为副主席。在星空卫视投广告，很快就成了结识和维护跟李嘉诚关系的一种方式，当时最重要的广告客户万国宝通、百富勤、国泰航空，都是李嘉诚的老关系。
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1991年还在高盛当总裁，当时想找李嘉诚合作。在两人的首次会面中，李嘉诚就要求高盛在星空卫视上投放200万美元广告费，因为他希望李泽楷做生意可以成功[4]，保尔森自然不得不从。两年后，李泽楷委托高盛，把星空卫视卖给了默多克。
通过老爸刷脸赚到第一桶金的李泽楷，很快有了更大的目标：收购香港电讯。
香港电讯的大股东是英国大东电报局，在回归以前垄断了香港通信市场，本质上等于收税，年净利润超过100亿港元。回归后，特区政府放开了电信运营牌照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，因此大东电报局萌生退意，打算出售这家市值超过2000亿港元、员工超过1.4万人的庞然大物。
李泽楷要收购，需要两个条件：一是要有巨额资金；二是击败其他对手。
当时想买香港电讯的，还有由李光耀的小儿子李显扬担任总裁的新加坡电讯。为了备战，新加坡电讯找来了默多克注资10亿美元，李显扬还亲自去伦敦向大东董事局提交收购方案，其中可以用现金支付的收购金额就高达930亿港元。但论比搞钱，李泽楷怕过谁？
1999年，李泽楷的盈科在香港借壳上市，随后，他拿着微软IBM等十多家科技公司的合作意向书，找到了董建华，成功说服了特区政府把港大边上的一块地免费拨给了盈科，开发数码港。有了这个利好刺激，年营收只有1亿多的盈科市值一路飙升到2300亿港元。
借壳上市－概念包装－推高股价－高位质押融资－外延并购－进一步推高市值，这个在2013-2015年间风靡A股的“一二级联动”策略，李泽楷在2000年就玩了一遍。盈科被炒作上天之后，李泽楷决定质押股权换取现金，用来支付收购香港电讯的巨额资金。
盈科几乎是个空壳，收购能不能成功也说不准，但李泽楷他爸很值钱。于是在一周之内，中国银行给了50亿美元，汇丰给了40亿，巴黎国民银行和英国巴克莱银行给了40亿。有140亿美元撑腰，李泽楷一举击败新加坡电讯，买下了香港电讯，赢下了这场“拼爹”大战。
此役过后，盈科的市值飙升到5800亿，有人评价：老超人李嘉诚辛苦一辈子，比不过小超人李泽楷搞一天。
十几年后，又一轮互联网热潮来了。这次登上舞台、挥舞支票本的，轮到了王思聪。但跟李泽楷创业每一步都涉及到政商相比，王思聪创业简单很多：2011年，拿了父亲5个亿练手，随即在微博上宣布自己要搞电竞，“人要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，我的优势就是有钱”。
很快，他就用动辄几十万的签字费，网罗了国内多位Dota高手，组建出阵容豪华的iG战队，让队员们直接住他别墅里，还给他们配了教练、心理咨询师、保姆。而在遇到王思聪之前，选手们日常只能在网吧训练，外出比赛买不起全价火车票，还要一路躲在厕所里。
效果惊人，iG转眼就在2012年的Dota2 国际邀请赛上一举夺冠，有选手透露：有一次决赛前，王思聪提着一个大麻袋进休息室，里面全是钱，赢了就每个人发两万。这不但刺激了队员，也刺激了爱玩游戏的富二代们，一眨眼功夫，电竞俱乐部的老板几乎都是富二代。
2018年，iG再次拿下重量级冠军。在英雄联盟LOL全球总决赛上，iG一路过关斩将，成为这项比赛历史上第一支拿到冠军的中国战队。iG夺冠那天，朋友圈只剩下两类人，一类高喊“iG牛逼”，另一类高喊“iG牛逼”之后悄悄打听“iG是什么”。
这一幕，像极了王健林。王首富当年拎着几十万现金随大连队征战，赢球就发，砸出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第一个甲A冠军。而这阶段的王思聪也意气风发，去趟China Joy看Show Girl ，导演还会马上安排全体 Show Girl 一起亮相，面向王思聪45°深鞠躬让他看个够。
作为首富的儿子，李泽楷和王思聪初出茅庐，都选择了在互联网领域创业，直接用钱砸出了生意与人气。但两个人的创业，看似都科技感十足，但其实早已分道扬镳。在李泽楷操盘盈科时，就开始离自己求学的硅谷越来越远，离搞地产和收税制商业的父亲越来越近。
03. 背道而驰
1999年3月，李泽楷在香港君悦酒店拜访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：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。
那一年，香港刚从亚洲金融风暴中涉险过关，开始反思自己的经济结构。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指出：香港经济重心应该从加工贸易，转向资讯科技，提出了“数码港”计划，希望通过引进世界互联网巨头入驻香港。赚过快钱的李泽楷嗅到了机会，找到了比尔盖茨。
那时候微软想在中国内地发展网络电视，当时有资金、有电视经验、有可能在中国内地让卫星信号落地的人，就只有曾经创办星空卫视的李泽楷了。只不过，比尔盖茨想做网络电视，李泽楷却不一定想。李泽楷去见比尔盖茨，为的是另一件事：说服微软入驻数码港。
会面结果可想而知：合作发展网络电视，没下文；微软对入驻数码港，有意向。
有意向就足够了。李泽楷拿着微软以及其他十几家公司的意向书，找到了董建华。特区政府未经公开竞标，就跟盈科签订独家协议，把薄扶林海边24公顷土地免费给盈科，后者负责投资158亿港元开发，随后把非住宅部分的物业交还给政府，自身保留住宅部分的收益。
2002年数码港建成，大家都惊呆了：这哪是科技园，明明就是插了几个科技公司的住宅小区。之前在游说时，李泽楷手上拿的是微软、惠普、IBM的意向书。但到了落成时，除了电讯盈科自己，竟然只有美国通用电器和芬兰Sontra两家公司入驻，而且只是市场销售部门。
更让人震惊的是，按照原规划，数码港的定位是科技产业园，地积比、住宅发展密度、楼宇高度都有上限。结果却是，盈科盖了2800间海景豪宅，让数码港70%的土地变成了贝沙湾住宅项目用地。
数码港鳞次栉比的住宅楼
互联网公司？不存在的，只有络绎不绝来买房的人。古天乐、杨千嬅、张家辉等娱乐明星都在贝沙湾买了房。盈科这个项目开盘两年就卖了223亿，赚得盆满钵满，却让香港错失了一次经济转型的机会。
如果说李泽楷的创业是以互联网的名义捞钱，那王思聪的创业就是以互联网的名义撒钱。
2015年，熊猫TV上线，王思聪亲自上阵直播打游戏，吸引40万观众同时在线，熊猫的服务器吃不消，弹幕卡顿、画面不畅等问题接连出现。遇到这些问题，一般平台发个公告就完事了。但熊猫解决问题的方式十分王思聪：微博抽奖，用66台iphone 6s给用户道歉。
游戏直播是个非常烧钱的生意，挖主播要钱，用带宽要钱，买版权也要钱。而且花钱的环节多，赚钱的方式少。秀场直播可以靠主播唱歌跳舞吸引观众打赏然后平台抽成，相比之下，花钱看主播打游戏的人要少很多。所以，游戏直播平台还是要靠广告收入来维持经营。
其他平台直播页面上都是广告密布，几乎是“在广告中看游戏”。唯独王思聪的熊猫是一股清流：没有广告。除此以外，王思聪还为熊猫投入了很多心思：花2000万签下了韩国女主播尹素婉、把打赏最低门槛从10块降到2块、买下了众多热门赛事的独家版权等等。
王思聪签约韩国女子天团EXID
熊猫就是直播界的豆瓣：页面简洁，主播牛逼，妹子漂亮，打赏便宜，简直是游戏爱好者的“理想国”，因此有人戏称：王思聪创业，简直就是在“用爱发电”。
可惜的是，以一己之力维持熊猫运转的王思聪，并没有真的做到整合电竞。
王思聪跟一众俱乐部老板发起的ACE联盟在万达索菲特酒店宣布成立之后，马上着手组织电竞比赛。但是一腔热血的富二代们并没有实际经营的经验。ACE联盟组织的比赛不断出现问题。
2013年，ACE跟景瑞地产合作在上海举办“WPC世界电子竞技职业精英赛”，当时开出的奖金方案是冠军100万、亚军30万、季军10万。但直到2014赛季的比赛开打，2013年的奖金还没发；到了2014赛季，比赛打完了，奖金继续没着落，到了2015年，赛事直接停办了。
虽然搞电竞俱乐部、职业联赛的人，总喜欢对标英超、NBA、韩国KeSpa电竞联赛，但英超、NBA、KeSpa联赛都有几十年历史，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，不断完善着各方面的规则，才有现在的成效。
电竞比赛组织混乱的问题，直到互联网巨头入场才解决。2017年，腾讯宣布成立“LPL联盟管理机构”，王思聪的LPL比赛承办权被收回，由腾讯独立建设LPL赛制和赛事举办。在具备大型组织管理经验、游戏版权、传播渠道的腾讯涉足后，此前的混乱局面才告终。
到了今年3月，独木难支的熊猫TV宣布破产。大半年后，又一支中国战队在LPL总决赛上夺冠，而iG战队也无奈止步四强，转会期明星选手阿水都被撬走。王思聪也因为熊猫TV拖欠工资、合同纠纷，成了“老赖”。连去趟日本，还要被媒体骂是“高消费挑衅司法权威”。
对比两人的创业过程，喜欢资本运作的李泽楷，概念包装、杠杆并购非常熟练，但他创办星空卫视、开发数码港、收购香港电讯，都是在李嘉诚长期积累的关系和信用之上的“套利”；而王思聪的创业虽然看似充满理想主义色彩，但却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失败。
04. 泾渭分明
首富儿子创业的背后，是两个首富的接班计划，他们终将要把自己建立的地产帝国传给下一代。
李嘉诚在一个仅有70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经营，就能成为亚洲首富，这种市场体量和财富积累的悬殊对比，来自于他对地产周期的准确把握、在英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之间左右逢源，更来自于大陆崛起过程中香港的特殊角色。不管是个人能力还是时代背景，想要复制，难度极高。
王健林从大连旧区改造房起步，又从住宅地产转型到商业地产，把包罗万象的万达广场变成了地方政府拉动GDP的标配、银行发放贷款的优质项目，需要长期的政商关系经营。让一个从5岁就在国外读书的儿子来接过这么一盘特殊的生意，画面实在有点格格不入。
为了把财富传下去，两个首富都先让自己儿子在新产业试水。
2000年2月，李泽楷的盈科在收购香港电讯后，市值超过了李嘉诚旗下的长江、和黄。可是“小超人”的光环并没有为李泽楷停留太长时间，互联网泡沫就破裂了，全球互联网公司的市值都大幅下跌，电讯盈科也不例外，从5800亿跌到不足200亿，但是从银行借的钱还是要一分不少地还。
更重要的是，李泽楷并不擅长经营公司，面对1.4万名员工、行业技术迭代、130亿美元债务，一筹莫展。为了还债，很快就把盈科60%的股权卖给了澳大利亚电讯，还把腾讯20%的股份以1260万美元卖给了南非的MIH控股集团。甚至到了2017年，和黄还用29亿港元从电讯盈科买下了连年亏损的英国宽频业务。
再有钱的爹也怕坑啊。在电讯盈科泡沫破裂过后，李嘉诚的商业帝国开始降低经营难度，在内地囤地，在香港收税。
在内地，李嘉诚一共有29个地产项目，一部分是1995年前后拿的，另一部分是2005年前后拿的。这29个项目，只有10个完工，没完工的项目之中有10个项目开发时间超过10年。例如重庆南岸项目，2007年以24亿买下，随后找了几台挖掘机去做做样子，2018年以200亿卖出，一转手赚了10倍。
在香港，香港电灯、百佳、屈臣氏、丰泽电器、葵涌码头、香港电讯，分布在电力、超市、港口、电信等收税型行业。囤地和收税，不但经营难度低、能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，而且还可以尽量避免功勋老臣对年幼太子的架空。
由于公共事业的民生属性，李嘉诚在香港能做的事情，王健林在内地却很难做（当然他可能也看不起这种做法），他把文娱当做转型的重要方向。
但文娱行业跟地产有着巨大差别。地产行业标准化程度高，而且市场集中度低，很容易分一杯羹。影视项目、版权开发，非标准化程度高，难以套用王健林所熟悉的节点化、模块化管理体系，而且这是“赢者通吃”的游戏，行业龙头拿走大部分利润，经营难度比地产高得多。
万科的郁亮说过，找不到比房地产更好的行业，万达转型文娱必定路途艰辛，这本质上是一个“升维攻击”。
比如万达收的美国传奇影业，2014年收入26亿亏损29亿，2015年收入30亿亏损42亿，然后万达花了230亿收购了它[5]。如果万达只是花自己的钱也就算了，可它是借银行的外汇去买，动辄百亿。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，王健林又把这些刚买来没多久的海外资产卖了。
13个文旅城、77家酒店、西甲球队、熊猫TV等等，它们所代表的的文娱转型梦想已经渐行渐远。而土地、超市、港口、水电煤，则慢慢巩固了李家城。升维转型的地产商遇到挫折，要从头收拾旧山河；降维转型的地产商获得成功，他们坐拥源源不断的隐性“税收”。
王思聪和李泽楷的不同，背后是王健林和李嘉诚的不同，本质上是两个华人顶富家族的不同选择。
5. 尾声
以往惜字如金、通常只在公司业绩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李嘉诚，今年的话却很多。
2019年的香港，走到了历史进程的新关口。8月，李嘉诚在报纸中刊登“黄台之瓜，何堪再摘？”说是稳定大局，用语却是引自唐朝时期李贤感慨自己母后武则天手段残忍的诗句。
虽然在重大问题上引用典故和比喻来表态显得暧昧不明，但在收税的时候却从不含糊。12月，在香港前三季度GDP同比下降0.6%、第三季度零售业收入同比下降17%之际，香港电灯宣布明年电价提高5.2％。比香港另一家供电公司中华电力的每度电贵了足足50%。
相比之下，以往金句无数，有时候跟王思聪一样管不住自己嘴巴的王健林，今年却很沉默。
但只要上万达官网看看，就会发现王健林忙得不可开交。每天不是见省长，就是见书记，在大江南北到处拿地，还说要“带头投资要过山海关”，帮着振兴东北。在做生意以外，儿子欠债1.5亿，天天上头条没去帮忙，倒是在扶贫上花了不少功夫。
2014年，王健林去到贵州丹寨，花13亿建起了丹寨小镇招徕游客，还每年直接给贫困户发5000万[6]。旅游小镇开业两年就让丹寨脱贫了，万达因此在2019年接连获得由国务院颁发的全国脱贫攻坚奖。2019年11月底，时隔两年万达重新成功发债，融资4亿美元。
两个家族的分岔，既是“升维”和“降维”转型的区别，也是各自在不同制度和商业语境下的选择。而恒大、宝能等地产商搞能带动就业的造车，万科搞能改善民生的长租公寓，都是这种语境下的选择。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地产首富的儿子无法像香港富豪那样“降维”接班，是社会的一种幸运。
而对于王思聪本人，与其琢磨怎么另起炉灶，不如放下身段，跟父亲深入基层，搞搞扶贫。只有这样，这个5岁就远赴海外的年轻人，才能真正地认识中国。
来源：财经戴老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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